映象新闻

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实现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共和民盟及其他民主势力的要求，总的来说基本一致。

因而，其结论是在不发生重大的人权侵害时，即使是条例，也能规定直接强制和简易代执行，他试图与以条例规定即时强制的结论相权衡。该主张从其自身来看是正当的。

因为不以存在义务为前提，就不能说是确保履行义务的手段，但实际上与直接强制并没有多大的不同。[④] 京都大学合作研究项目邮政构造改革中市场与社会新秩序的形成——自由与协同性的法律体系旨在探索构造改革后法律秩序的应有状态，亦即并非仅仅自由放任，尊重自律性，同时维持支撑自律性的全部体系。[35] 另外，在即时强制的概念中，首先应注意的是，其强制是最狭义的行使有形的力量。如上所述，在德国，行政行为课予的义务原则上通过告诫（《联邦行政执行法》第13条）、强制手段的决定（第14条）的程序形态予以实现。即广义的概念旨在囊括具有制裁性功能的措施。

无论采取何种立场，多少都注意到了应如何确保对公告的说明与《行政代执行法》第1条的解释说明的整合性。如此，没有这种任意性履行时，对维持法律秩序而言，强制地确保履行则是不可或缺的。他还阐述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

在新中国的中央政权建立后，建立和统一规范地方政权是十分紧迫的任务。第四，刘少奇、董必武、彭真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同一个问题，把这些论述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董必武当选为主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刘少奇在这里勾勒了新中国未来的选举制度及其发展。1949年8、9、10、11月，他集中总结各地的经验，亲自撰写多份电报、批示、批语，介绍和推广一些地方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法和经验，对开好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明确要求。

8月13日，毛泽东出席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并作了简短讲话，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他把各界代表会议称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提出一俟条件成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那么，人民代表大会这最重要的国家机构缺位由什么机构来暂时替代呢？这检验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这说明，一是领导干部在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工作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伟大功效的政治制度。

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条件不具备，还无法立即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还不能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69个县中已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1707个县，其中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有18县，20个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到1951年，地方政权建设有新的进展。现在，党的文件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表述为根本政治制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表述为基本政治制度，对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作了区别，突出了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彭真：我们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定成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1951年10月1日，参加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的人员参加了国庆典礼。新中国成立后，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成为可能，并且在国家政治制度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时候，那种习惯于简单方式处理问题的做法，就完全不合时宜，而且是违法的了。

依据宪法，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在我国，从社会制度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是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

为了推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华北地区的县长会议，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促进这个地区的政权建设，为全国树立典型，推动全国政权建设工作。经过新中国从1949年到1954年5年的过渡，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以及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于1951年9月19日至30日在位于北京护国寺街东口外德胜门大街的华北军区司令部内的礼堂召开。4月3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会议筹备的工作十分认真，成立了专门的筹备委员会，会前搜集各地有关政权建设的报告进行研究，派出四个视察组分赴各地视察，调一些专员、县长到京汇报，要求各地组织干部学习人民民主建政的理论与政策，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法令和指示，通过报刊、通讯社开展宣传工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新闻报道等60多篇。会议进行了小组讨论和大会讨论。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府联系群众和传达政策的协议机关和咨询机关，还不是政权机关。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县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使各县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三，刘少奇、董必武、彭真阐述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或是在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上，或是在加强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建设的工作会议上，都是直接面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董必武：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晋冀鲁豫的地域已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区合并，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11月1日，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结束，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以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

此后统一使用这一表述。华北、西北等老解放区，部分区、村也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这样认识，刘少奇和董必武关于基本制度的表述与彭真关于根本政治制度的表述的含义是相同的，同时，还应这样来认识，彭真的这一表述是刘少奇、董必武关于基本制度表述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出席了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的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并作讲话，对地方政权建设工作指出明确的方向。

后来的实践证明，还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对未来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政权形式作了前瞻性思考和科学的设计。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也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花大气力，亲自出面做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明，指出这个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教育引导地方领导干部要重视政权建设，要善于运用政权、依靠人民群众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只有经批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选举产生政府，人民代表会议才成为过渡性的政权机关。

比如，将人民代表会议应有的职权和作用与普通干部会议相混淆，单纯布置工作，对人民群众和人民代表的提案和要求，采取不严肃负责的态度。董必武致开幕词说：我们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开幕了。

在此基础上，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召开由协商产生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代表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是在当时条件下可选择的最好途径和方式。为什么要定成根本政治制度呢？彭真说，第一，它是全国人民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只有通过它才能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组织越来，离开它，人民组织不起来。现代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其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是建立在人民同意基础上的，获得人民的拥护，国家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的。

依据选举法，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  刘少奇：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同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与刘少奇的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对召开地方人民代表会议极为重视。